朱元璋是一个淮海/苏北乡下土农民，认知和董志民一个水平，啥也不懂，只知道下崽。最后太子被搞死了。
明朝中后期，本质上已经民主化。士绅、内阁、大明律、科举，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为基础的共治体系。政治、商业、家庭伦理都完备。社会流动途径，法律和政治的冲突解决的机制都比较完备。这整套体系运转超过一百年，政通人和。这本质上和英美的民主制度很类似——甚至英美的民主制度，还从大明学习了科举这一块。补全了贵族共治进化过来的民主制度中人才上升途径欠缺这一弱点。
蠢人看明史，喜欢批评说明代皇帝懒政——君主立宪下，君主懒政是常态。大汉君主本质上是天子，是宗教领袖。重点是社稷（祭祀）。祭司和事实的行政领袖分开，在很多国家和民族都非常正常。圣经记载古以色列国，魏书里面的邪马台，都是祭司-行政领袖分开的体制。这种体制有很多好处，政治学其实都说烂了：虚君/祭司不负责日常行政，不会吸引仇恨，维持国家和民族信仰的稳定和神圣和基础社会秩序不完全崩塌。而一旦祭司兼任行政长官，就会有政敌，就会吸引普通人的仇恨，最后如果政治斗争失败，信仰和社会秩序也会被一并打倒，造成“亡天下”的结局。
大明的民主制度，对比大英欠缺的，就是伦理化的虚君制度。这一点大明先天不足。朱元璋本身制度设计就是一套淮海农民风格的独裁集权制度，后来的民主制反而是名不正言不顺。所以内阁只能用暗杀处理擅权的君主。每一次暗杀，都是对整个大明国本的冲击。
直到崇祯帝，成功地重新获得集权。拿到集权之后自然地就加税、对外战争。结果能力不够，把经济都搞崩溃了，得罪了全国所有人。长江以北经济崩溃人吃人完全暴乱，北京的大学士和辽东的将军投靠满清（比如洪承畴），江浙还是一如既往的软弱短视与投降。只剩下郑成功领导下的泉、漳、潮、台四地居民苦苦支撑。
本质上，大明亡于朱家的愚蠢、自私与短视。朱元璋的无视政治伦理的集权体制，朱棣迁都北京造成的缺乏纵深和国防压力，加上崇祯重新集权之后的愚蠢统治，导致了大明的灭亡。如果大明能有一个君主能制度化放权，把事实的民主政治给正当化、制度化。结果会完全不同。不过最后大明制度化把宗室当猪养，最后被满清屠戮殆尽，也算是天道轮回了。
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的观点其实还是官方观点。课本都会讲明代的民主体制和集体决策。结果现在那些满清/马匪李自成的精神继承人都把屎盆子扣到“抗税”头上。真是可悲可叹。说实话，和马匪李自成和真满清比起来，洪承畴多少更像人一点。
英美的宪政与民主诞生于封建契约与地方自治。英国的议员和贵族背后是拥有土地、法律传统、甚至拥有私人武装的独立地方共同体。他们有能力对国王说“不”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地方秩序的维护者和武力的持有者。大明的士绅与内阁本质上是依附于皇权的文官官僚。内阁大学士并不是地方利益的民意代表，而是通过科举被吸纳进帝王管理机器的雇员。大明律不是保障民权的妥协产物，而是帝王惩治天下、维稳底层的刑律。英美精英的权力“自下而上”源于地方社会；大明文官的权力自上而下源于皇权特许。一旦脱离了帝国的行政机器，士绅集团在地方上面对流寇和外敌时，连基本的自卫自组织能力都没有。这种“共治”只是官僚机器的内部派系博弈，而非真正的宪政。西方在19世纪末引入现代文官考试制度，是为了在宪政框架基本稳固后提高行政效率。而东亚的科举制度，其核心功能是消灭能够与皇权抗衡的世袭贵族和地方独立势力。科举通过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诱惑，将社会上有能力、有智识的精英全部吸引到体制内，打碎了地方社会自发生长出独立领袖的可能性。配合“流官制”，大明成功让地方社会陷入了原子化和散沙化的状态。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地方精英治理结构，社会失去了自我修复和防御的韧性。英美的虚君（如英国女王）之所以不负责日常行政，是因为具体的治理权早已让渡给了地方自治体和议会，社会秩序依然高效运转。而大明万历等皇帝的“懒政”，是朱元璋设计的超大规模集权体制在面临超负荷运转时的“罢工”与坏死。当皇帝拒绝上朝、拒绝批答奏折时，大明的权力真空并没有转化为地方的自治权力，而是转化为内廷宦官东厂、西厂与外廷文官的恶性内耗。这种体制不仅没有“维持国家和民族信仰的稳定”，反而因为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，导致赈灾、国防等公共职能全面瘫痪，直接诱发了民变。大明的灭亡，并非亡于“没有将事实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化”，因为大明从一开始就缺乏孕育民主的土壤——即地方自治能力和社会的自组织武力。朱元璋建立的，是一个将社会活力和地方共同体彻底铲除的绝对主义行政躯壳。大明中后期的文官统治，只是一种“没有地基的精致空中楼阁”。当崇祯试图动用这个空心化的机器去应对外部高强度的军事冲突时，机器的崩溃就是不可逆转的必然命运。把一个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、依靠压榨底层生存的散沙官僚体制想象成“英美宪政的前身”，只能说是一种美丽的误读。
只有天知道
一时分不清将董圣与其相提并论是褒是贬
把明朝灭亡的锅都甩给崇祯就不对，嘉靖，万历两朝难道国家经济就好吗？努尔哈赤什么时候崛起的？